出版社：麥田，作者：皮耶•布赫迪厄，譯者：孫智綺，出版日期：2016/03/12
國家的左手和右手
⋯⋯把社會領域（國有部門）壓縮到這種程度：首先，在事實上，透過各種措施或策略，來取消社會福利國家所爭取到的社會權益，然後特別是在公開言論中，大肆讚美私人企業（好像企業精神只適用於企業)，大力鼓吹私人利益。這些都讓人覺得有些唐突，尤其是對那些站在第一線的社會工作者來說，因為他們必需去彌補最難以忍受的市場失靈之處，卻沒有被賦予完成其任務所需的資源。（p13)
對一個職務的藐視，首先就表現在薪俸的微薄上。(p14)
⋯⋯當人民對國家和公共福利進入信心危機的時候，可以看到兩樣東西的大放異彩:在領導者那裡，是貪污腐敗，這和對公共事務之漠視有關;在被統治者那裡，則是個人的宗教狂，因為他們對於訴諸現世，已經不抱任何希望。同樣地，今天，我們感覺到，那些被國家棄之不顧的公民（實際上，國家只要求公民在物質上做強制的奉獻，一點也不在乎公民對國家的忠心和熱忱）也開始摒棄國家，把國家當成一股外來的勢力，可以用來極大化其個人利益。（p15-16)
問：那麼您所謂的理想，就是指回歸國家、回歸公共事務。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這麼想。
布赫迪厄：那要看你指的所有的人是誰?是那些媒體上寫文章的人嗎?是那些鼓吹國家越小越好的知識分子嗎?是那些過度草率地了解公眾利益的人嗎?這個例子正好說明了人們是如何運用「大家都這麼想」這個藉口，把值得討論的話題，一下子變成了無庸置疑的共同信仰。我們應該要去分析這些「新知識分子」是如何地集體創造出一種有利國家縮小的氣氛，或從更廣大的層面來看，一種有利於順從經濟價值的氣氛。我這裡想到的是，所謂的「回歸個人主義」，一種自我實踐的預言，使得福利國家的哲學基礎逐漸被破壞，特別是有關集體責任的概念（在職業傷害、疾病或貧困時）-這是社會思想（及社會學思想）的主要成果。回歸個人，也就是讓我們可以「譴責受害者」，因為受害者要為自己的不幸負責，也讓我們可以向受害者宣傳「自求多福」，這一切都是在口口聲聲要減輕企業負擔的幌子下進行的。（p18-19)
我最想護衛的，是知識分子批判之可能性及必要性，首先，就是要去批判意見專家所散播的的臆斷（doxa，先入為主的意見）。沒有真正的批判力來制衡，就沒有真正的民主。（p20)
我希望作家、藝術家、哲學家及學者，都能在他們各自專業的公共領域上發出聲音。我認為，如果知識運作的邏輯（推論及駁斥的邏輯）能延伸到公共領域，則大家都會是贏家。今天，反倒是政治的邏輯（抹黑、口水戰、喊口號、亂貼標簽）被延伸到知識圏裡。
⋯⋯我們更應該趕快去創造能重建可實踐理念之環境，讓這些理念凝聚我們的意志，卻不至於蒙蔽我們的意識。（p21-22)
鐵路員工的真話
⋯⋯政客挾著看似民主的收視率或民意調查而自重，來強迫人民接受他們無恥而粗暴的種族主義言論。⋯⋯人民可以抵擋廣播電視報紙等大眾媒體的言語暴力，這些媒體每天毫不以為恥地，透過反覆的言論、平庸化的影像和習以為常的話語，讓人民對語言的暴力從習慣到上癮，並且不知不覺地越來越放縱種族主義惡言的肆虐⋯⋯（p42)
⋯⋯嚴謹的狀況分析及制度分析，會是對抗偏見和善惡二元論最有效的良藥，尤其是和這些成見相輔相成、為討好而附和眾人的「共同體」意識;而此意識透過其所產生的象徵（意識形態）和所使用的言詞，常常會替人類社會帶來難以承受的嚴重後果。（p44)
全球化的迷思及歐洲社會福利國家
新自由主義之所以顯而易見無庸置疑，是因為在消極面，有記者們或一般公民，在積極面，有一些知識分子，不斷地在灌輸這些想法。⋯⋯也因此,到最後,新自由主義思想變得像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他們將下面這些預設，灌輸成一種理所當然的事實:人類行動最終極唯一的目標，是達到最高的（經濟）成長率，也就是說最佳的生產力及競爭力;沒有人可以抵擋經濟的力量;經濟所有的預設基礎，在於社會與經濟的截然二分，而社會則被視如敝屣地丟給社會學者。（p55)
⋯⋯像彈性、靈活性、自由化等，這些字眼讓我們以為新自由主義的觀念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解放思潮。為了抵抗這些自由主義的臆斷，我認為應該要去分析它們，並且試著瞭解其生產及灌輸的機制。（p56)
⋯⋯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迷思，一個強勢的言論，一個力量的概念，一個擁有社會力及讓人信仰的概念。全球化是對抗福利國家之社會權益的主要武器:我們說歐洲的勞動者必需和世界其他地方較不幸的勞動者競爭。我們提供給歐洲勞動者的模範，是那些連最低工資都不存在的國家，那些國家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2個小時，但是薪水只有歐洲工人的四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他們也沒有工會，甚至還雇用童工等等。正式藉著這樣的一個模式，人們要我們接受所謂的「彈性」（自由主義的另一個關鍵字），也就是說，要我們夜間工作，周末工作，接受不規律的工作時間等等，這些一直都是企業老闆的美夢。我們可以說，新自由主義在時髦現代的包裝下，隱藏的是資方最古老的想法。（p60-61)
在今天，還要再加上對人類稀有文化資產的社會經濟基礎之破壞。透過作家、藝術家及學者的努力與犧牲而換取的文化生產領域之自主性，在面對市場邏輯的不斷擴張之下，卻越來越受到威脅。商業的支配一天比一天更強勢地滲透到文學領域裡，特別是透過出版社的合併，使得出版社越來越受制於立即利潤的回收。（p64-65)
藉著司法控制的減低、現代溝通管道的改善（使得溝通成本下降），我們逐漸走向一個統一的金融市場，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是一個均質平等的市場。這個金融市場是由某些經濟體所控制，也就是那些最有錢的國家，特別是那些國幣被拿來當作國際準備貨幣的國家，他們因此可以在金融市場裡擁有更大的自由度。金融市場是一個場域，於其中，統治者，特別是美國，所佔據的位置使他們可以決定大部份的遊戲規則。這個金融市場的統一，圍繞著占統治地位的幾個國家，造成各國自己的金融市場自主性之降低。⋯⋯簡而言之，全球化並不是一種均質化的過程，反而是少數幾個宰制國家將其影響力擴張到所有國家金融市場裡的過程。（p65-66)
面對這些機制，我們該怎麼辦?首先，要去思考經濟理論暗含的局限性。經濟理論在評估一個政策的成本時，並不考慮我們所謂的社會成本。⋯⋯所以必需要有整個社會的批判力量之堅持到底，才能把經濟決定所造成的社會成本，納入經濟計算中。（p67)
⋯⋯純粹經濟的政策也不必然是省錢的(符合經濟效益的)，生命財產上的不安全感也要納入考量，也就是指治安上的花費等等。更詳細地來說，必需徹底質疑把一切（不管是生產，還是正義和健康，成本還是獲利）都個人化的經濟觀點，這種經濟觀點忘記了效率（在其狹隘而抽象的定義下，變成只是金錢上的盈利）取決於目標（先有目標才能衡量效率，而不是一味追求效率，忘記原先的目標），這個目標可能是盈利（對投資者及股東而言），但也可能是顧客及使用者的滿意度，或更廣泛地來說，是生產者、消費者的接受及滿意度，或與我們越來越接近，人數也越來越龐大的目標。相對於狹隘及短視的經濟，我們提出的是一種幸福的經濟，這種經濟注意到與職業活動有關之集體及個人、物質及象徵（像安全）的所有利益，但也注意到與缺少職業活動或就業不穩定性有關的所有物質及象徵成本（例如藥物的使用⋯⋯）。我們無法欺騙暴力守恆法則:所有的暴力都要付出代價，例如金融市場的結構性暴力，不管是以解雇的形式或以就業不穩定化的方式而為，長期看來，必然會有以自殺、犯罪、違法、吸毒、酗酒，以及日常生活中或嚴重或輕微的暴力形式的反撲。（p68-69)
韋伯（Max Weber) 曾經說過統治者永遠都需要合理化他們特權的一套神話，或者說，一套可以從理論上替他們特權辯護的社會正統論。能力（天賦異秉）正是這套統治者及其他人所接受之社會正統論的核心。在那些被社會排斥者的不幸裡，在那些長期失業者的苦難裡，多了一些過去所沒有的東西。在過去，總是帶點說教意味的英美式意識形態，只是簡單地區分不道德的窮人和值得同情及稱讚的窮人（deserving poor)。現在則除了道德上的辯護，又加上智能上的辯護，或甚至被智能上的辯護所取代。窮人不只是不道德、酗酒的、腐敗的，而且是愚蠢的、不聰明的。在社會的苦難之中，又摻入了一大部份與學校有關的不幸，因為學校不但決定了每個人的社會命運，而且也製造了每個人對這個命運所賦予的自我形象（這一點幫我們解釋了被統治者的消極性及動員被統治者的困難度）。柏拉圖對人類社會的想像，類似於我們的技術官僚（把人分為哲人、保護人及人民）。這個哲學也隱藏在我們的學校系統裡。這個非常強勢的哲學被每個人深深地內化。為什麼我們會從積極參與的知識分子，轉變成放任不管的知識分子呢?一部份是因為知識分子擁有文化資本，即便他們算是統治者當中的被統治者，他們還是屬於統治者的那一群。這是他們立場曖昧不明及不熱衷抗爭的原因之一。他們也隱約地相信這個有關能力的意識形態。（p72-73)
德國銀行總裁提梅耶的想法
⋯⋯埋葬社會福利國家及其社會保障制度，因為這些制度會瓦解投資者的信心，並且引起他們合情合理的不信任。⋯⋯而投資者的信心正是所有經濟體制及歐洲未來的開始與結束、基礎及終極目標-同時避免勞動者的不信任或絕望，因為不管如何都必需考慮到這些勞動者，如果我們想要有新階段的成長，必需誘使他們付出為此所需的努力。⋯⋯事實上只有勞動者被要求應彈性化，而且近乎敲詐的威脅只是說給勞動者聽的，像下面這句話:「使新一階段的經濟成長，單靠我們努力使勞動市場彈性化，就能再度達成。」說穿了就是:今天就放棄你們的社會權益，這都是為了避免瓦解投資者信心，而且考慮到明天將為我們帶來的經濟成長。（p78-81)
學者，經濟學及社會運動
⋯⋯我認為所有進步運動的弱點之一，在於他們低估了象徵意義這一面向，所以他們一直缺少威力足夠強大的武器來對付之。和它的敵人比起來，社會運動落後了好幾個象徵革命，因為社會運動的敵人懂得利用政治公關顧問、媒體顧問等等。⋯⋯和我們交手的對手，懂得用理論來武裝自己，所以，我認為，要用理論和文化的武器來對抗之。⋯⋯面對權威效果，只能用另一個權威效果來對抗它。（p89)
研究者只是那些可以幫助人們定義機構職權的人。或提醒大家，出現在這裡的人，並非代言人，而只是做為一個公民，帶著一些想法和論據來到一個研究和討論的場所，拋開組織機構的綱領、習慣及官腔。⋯⋯必需發明研究者及運動者之間新的溝通形式，或他們之間新的分工方式。有一個工作由研究者來做比其他人更適合，就是去對抗媒體洗腦的工作。我們每天一打開收音機，就一定會聽到「地球村」或「全球化」等等。這些字眼聽起來沒什麼，但是這些字眼的背後，卻是一整套的哲學、一整套的世界觀，以及由此產生的宿命論及臣服。我們可以透過對這些字眼的批評，賦予非專業者特殊的抵抗武器，來對抗媒體的洗腦，反抗權威的影響及電視媒體之操控。今天，要主導社會鬥爭，就少不了有關利用及對抗電視媒體的特殊鬥爭計劃。⋯⋯因此，最好是有一群研究者能分出一部分的時間和精力，用參與運動的方式來對抗媒體學者之作為。（p93-94)
我們的目標不只是要創新回答，而且要創新回答的方式，創新抗議及動員工作的組織方式。（p95)
電視，新聞業，及政治
⋯⋯新聞觀點裡那些最典型的特色，例如喜歡把我們所謂的「（醜聞）曝光」當作新鮮事，或喜歡強調社會裡最直接可見的那一面，也就是說，用一種揭發或指控的觀點來看個人，其所作所為，特別是他們所幹的壞事，而忽視引導思考行動卻看不見的結構及機制（這裡指的是新聞這個場域），但是對這些結構機制的了解，使我們能有更具包容性的理解，而不會只是義憤填膺的控訴（可見性事物的絕對優先性，會造成某些形式的自我審查，使沒有影像或沒有精彩畫面的主題被犧牲掉）。或者，只對「結論」（假設性的結論）有興趣，不在意到達結論的那些步驟和過程。（p112)
⋯⋯新聞報導這個場域，是如何製造及灌輸一種特殊的政治場域觀點，而這種觀點是來自新聞報導場域的結構，以及這個場域裡記者的特定利益。
在像新聞界（特別是電視）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最怕的是無聊，最在意的是盡可能地消遣，所以政治必然成為一個不討喜的主題，也因此在黃金時段裡，要盡可能地避免不刺激、甚至是令人沮喪、而且難處理的政治性主題，或至少要盡可能使它變得有趣。（p113)
⋯⋯記者用觀眾的期待來辯護這種煽動式的簡化（卻是違背告知，或寓教於樂的民主目的），其實只是把他們自己的傾向及觀點投射在觀眾身上;特別是害怕無聊（會降低收視率），使他們重對抗而輕辯論，重論戰而輕辯證，集中一切在人物之間的對抗（特別是政治人物），而忽視他們論證間的對立，也就是說，忽視辯論中的焦點，像預算赤字、減稅或外債等問題。（p114)
⋯⋯因為新聞本身接近完美的連續性，以及快速替換的合於規範說法，所以也沒有人會記得媒體說過什麼。所有這些機制引發了一種去政治化的整體效果，或更精確地說，一種去除政治生活魅力的效果。娛樂效果的追求（不需要明確化這種欲求），使得每一次只要政治生活裡出現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是看起來卻令人厭煩的時候，媒體就會傾向於把注意力轉移到一個奇觀（或醜聞），或更巧妙一點，把我們所謂的時事，變成各種消遣事件的大拼湊⋯⋯到最後只剩下一種荒謬感，因為當事件只剩下當下、即時可以在視覺上被呈現到眼前的部份時，其前因後果早已被刪除殆盡。（p118)
這種去歷史文化、沒有歷史深度、被粉碎的及製造粉碎化的觀點，在電視時事新聞所給予的影像中，找到最典型的代表-一連串外表荒謬最後卻變成彼此相似的故事，或絡繹不絕的苦難人民，或毫無解釋地出現又毫無解決之道地消失的事件，今天是薩伊（Zaire)，昨天是比夫拉（Biafra)，明天是剛果（Congo)，同時因為被去除了任何政治的必要性，所以只能引起一種模糊的人道關注。（p119-120)
因此，競爭的束縛加上職業習慣，促使電視媒體製造一個充滿暴力、犯罪、族群戰爭、種族怨恨的世界，讓我們每天看到一個充滿威脅卻令人不解又令人擔憂的環境（所以最好遠離世事，自求多福），以及一連串我們既不瞭解也不能怎麼樣的荒謬災難。因此一種歷史的悲觀哲學逐漸地蔓延開來，鼓勵我們退避三舍及逆來順受，而不是去憤怒及反抗，這種哲學不但沒有動員群眾及政治化的效果，還更加深排外的恐懼心態，就像犯罪和暴力不斷增加的幻想一樣，只會讓我們為了安全問題而焦慮恐懼。這種世界超出一般人所能控制的範圍，又加上政治遊戲只有專業政治人物才玩得起的印象⋯⋯結果更加鼓勵（特別是那些較不政治化的人）一種宿命的政治冷漠，明顯使得慎重地維護更加鞏固。（p120-121)
今天工作到處都是不穩定的
工作不穩定對當事人影響巨大;未來變得不確定，使之無法做理性的預期，但其實卻需要這點對未來最微小的信仰和期望，才能反抗（特別是集體地）現狀-這個最難以忍受的現狀。（p140)
⋯⋯要構思一個革命計劃，或者說一個合理的野心，以便參照設想的未來來改變現在，需要對現在有起碼的掌控。（p142)
因此，工作不穩定直接影響到當事人（而且使這些人無力動員），間接地影響其他人，不只是因為它所引起的恐懼，而且還因為有系統地利用所謂的不穩定化（工作臨時化）策略來製造恐懼，就像那有名的「彈性化」策略-我們這就了解到，其背後不只是經濟動機，還有政治動機。我們開始懷疑，工作不穩定可能不是「全球化」之經濟必然性所造成的，而是來自一種政治意願。彈性化可以說是故意利用一種不安全感的狀況來從中獲利，而彈性化又同時強化這種不安全感:它壓低成本，而成本要壓低，就要使工作者永遠處於一種會失去工作的危機感中。（p143-144)
工作不穩定被納入一種新形式的宰制模式中，這種宰制模式，是建基在不安全感的普遍化及永久化之上，目的在使工作者變得順服，並且接受剝削。為了要點出這種宰制模式的特色（這種宰制效果雖然近似於原始野蠻的資本主義，但就其宰制模式本身而言，是史無前例的），有人提出彈性剝削（flexpolitation)這個概念，在這裡可以說是非常適當，而且非常生動。這個字提到不安全感的理性管理，特別是透過生產空間合謀的操縱，在社會權益最多、工會最有組織的國家（這和一國之領土及國家歷史有關）之工作者，和社會權益上較落後的國家之工作者之間，製造競爭，並且藉著表面中立的機制（此亦用來作為自身的合法化），擊破抵抗的力量，獲得屈服和順從。工作不穩定所造成的屈服態度，是成功剝削的條件，其所靠的基礎，是為數越來越多的不工作者，和為數越來越少的工作者（但其工作份量也越來越重）之間的劃分。所以我覺得，那些看起來像是由不可改變的法則所支配的經濟體制，其實是一種政治體制，而這一政治體制之所以可行，是因為有政治權力主動或被動的勾結。（p144-145)
新邏輯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在歐洲的層次上，大量縮短工時），以及重新定義生產及再生產之間、休息及休閒之間的時間。
這個革命必需先放棄算計個人主義的狹隘觀點，因為這個觀點把人簡化為只顧解決經濟問題的計算者。要使經濟系統能夠運作，工作者不只需要提供他們自己的生產條件及再生產條件，還是提供使經濟系統本身運作的環境，也就是說，工作者對企業、工作及工作必要性等等的信仰。這些都是正統經濟學家一開始就排除與其抽象及歪曲的算計之外的，而且悄悄地把經濟運作下隱藏的所有經濟社會環境的生產及再生產責任,都丟給個人⋯⋯（p147)
破壞性的知識份子
⋯⋯所謂的知識份子，是面對政權仍保其自由，敢於批評成見，瓦解簡單的二分法，並且重建問題複雜性的人⋯⋯
⋯⋯我知道有各式各樣的人，明知結果，仍一而再再而三地繼續在其崗位以其所能，去對抗這些勢力，而且還要面對因一份無心、輕率或惡意的報告而毀其所付出的努力之威脅，或萬一成功，也得擔心其成果被投機主義者收編的可能性，但是他們仍執著於澄清事實，反駁或揭穿謊言，雖然難逃被媒體大量灌輸所淹沒之命運，仍堅信最後薛西佛斯的石塊終將往上邁一大步⋯⋯（p155)
新自由主義，一個剝削到底的（正在實現的）烏托邦
⋯⋯這個原為去社會化及去歷史化的「理論」（新自由主義」在今天卻擁有前所未有的資源來使其成為真實的（經驗上可驗證的）理論。⋯⋯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言論擁有權力關係世界裡（新自由主義助其成為如今之面貌）的所有勢力，特別是它能一邊引導經濟關係主導者的經濟選擇，一邊在這些權力關係上，又加上了其本身的力量（象徵性力量）。藉著科學認識（實已變成政治行動計畫）之名，來完成一個浩大的政治工作（被極力否認，因為表面上，政治似乎是負面的），其目的在創造其「理論」實現及運作的條件；一種對集體有系統的破壞計畫⋯⋯（p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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